他们会自己设定议程，用自己的方式和语言发出声音。

因为，这些是肯定的：一种制度如果不受到批判，就无法得到改进。在这里，不论是作为个体的人，还是作为类的人，都不能不把自己的生存作为其所有活动和行为的首要前提和基础，不能不把在生存基础上的发展和完善作为自己的最终追求与最高目的。

如果没有对于现实生活中的实证法律以及人们的实际法律生活的客观认识和准确理解，便不可能有法哲学产生，也不可能有法哲学的存在和发展。注释： 〔1 〕请参阅孙正聿教授的专著《理论思维的前提批判》（辽宁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及其所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文。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法哲学所具有的本性乃是批判的。因此，法哲学对法理念及其现实化的意义的探究，乃是对法的终极意义的探究，是对法的价值的寻求，其真正意义是求得法之至善。这是具有为教育他人所必需的有才干的人能够对他人履行的最神圣的天职。

如果以往已经实行了这种决定，那么我们现在所享有的幸福，也必然早就已经被剥夺了〔7〕。法哲学对法理念及其现实化的真与善的统一模式的寻求，就是对法的理想，即作为法之真与法之善和谐统一的法之美的寻求。而按照卢梭的说法，社会契约无疑就是人进入政治生活的基本方式，因为，社会契约的达成不仅有效地保障和维护了每个人的个人自由，而且也进一步发展了人类的整体自由。

他说，唯有公意才能够按照国家创制的目的，即公共幸福来指导国家的各种力量。从动物共性的简单的生物性生存到作为人的特殊性的复杂生活的转变，乃是一个巨大的历史性进步，是人之为人的具有决定意义的本质显现。四、法律符号与政治合法性的寻求与维系 合法性是现代社会的政治生活所无法回避的根本性问题，是政治权力存在并有效运作的基础，更是政治稳定的可靠保证。这样，哈贝马斯划归私人领域的市民社会的很大部分(如社会组织和社会团体的活动领域)也就与他所谓的真正的公共领域、政治性公共领域一起共同构成了我所理解的人的公共生活领域。

不仅私人生活领域和公共生活领域各自而且它们也都共同地需要政治和法律的观照，人在这两个领域各自的生活诉求，无论是人身安全、人身自由、财产安全，还是人格的尊严和平等、政治自由和政治权利的保障，都始终是在建立起并维持好最基本的社会秩序的状态之下才有了可能的，而这所有的一切又都始终需要、也的确是在政治与法律的逻辑框架之下得到落实的。在政治合法性的获得与维持的过程中，法律居于特殊的地位，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这一由全体个人的结合所形成的公共人格，以前称为城邦，现在则称为共和国或政治体。然而在另一方面，一个既非私人又非公共的社会领域的兴起严格说来是比较晚近的现象，从起源上说，它是随着近代而开始的，并且在民族国家中获得了自己的政治形态。只有私人生活领域及其需求得到满足和保障，人才有真正的公共(社会)生活，也才谈得到人的发展，社会本身也才有可能不断地走向文明和进步。这是满足个人的群体生活需要并以群体的共同诉求为基础的一个领域。

与此同时，社会契约的达成也不仅保障和维护了人与人之间的平等，而且还进一步发展和强化了人与人之间的平等。这样一种弃权是不合人性的，而且，取消了自己意志的一切自由，也就是取消了自己行为的一切道德性。第二，一个国家的一般性法律、尤其是涉及政治性公共权力运作的法律——即社会管理和公共管理的法律，还有中央政府所发布的行政法规，乃是在宪法对政治权力的分配和设置的基础上，就某一领域的政治权力的内容、具体范围、实践运行的原则和程序做出的规范与约束。而且，一个人一旦达到有理智的年龄，可以自行判断维护自己生存的适当方法时，他就从这时候起成为自己的主人。

一、人的存在和法律与政治的本质联结 人超越于一般动物从而成为人，一个根本的特点在于，他不再是仅仅在自我保存的基础上，通过生存和生育而保持作为动物物种之一的存在，而是从其成为人的开始就已经不同程度地超越了单纯的生物性的生存，始终在为更好的生存状态而努力，也就是为着生活而努力。［3］24－26由此，基于人性而本于人的生存需要的人，就不能不自觉或不自觉地、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参与到政治之中了，政治也就成了人的生存的基础与依凭条件，政治天然地就与人的存在直接相关。

因此，这种行动具有这样的保障，即他们可以自由地集合和组合，可以自由地表达和公开他们的意见。当然也可以把这些法律和行政法规看做对具体的政治权力或者公共权力的合法性的明确宣示。

在政党政治的意义上，执政党将把人的生活的这些诉求以政治或者社会政策的形式加以正式宣示并付诸实施，其主要的实施方式就是敦促立法机构以法律的方式对这些诉求进行确认。三、人的发展和法律与政治的命运共谋 对于人来说，生存是前提和基础，生活是根本的目的，而发展则是永恒的主题。［3］16正是为了保存、维护和不断发展自己的自由，人才具有了走出各自独立的自然状态而结成社会以共同生活的愿望，而这种愿望的表达方式与实现方式就是社会契约。于是，人的存在就明显的是生物性生存与特殊性生活的统一，而生活又是其中的主导。在公共生活领域中，人的基本需求首先是作为人的人格尊严与平等以及政治自由和政治权利的保障。一般说来，政治权力的初始获得可能是通过暴力等与合法性似乎矛盾的手段获得的，但政治权力一经获取，其首要的任务便是自身的合法性赋予——通过合法化途径的包装或者转化去除政治权力获取中的非道德性，使之获得道德性与合理性。

因为，如果说个别利益的对立使得社会的建立成为必要，那么，就正是这些个别利益的一致才使得社会的建立成为可能。如果所有这些利益彼此并不具有某些一致之点的话，那么就没有任何社会可以存在了。

当然，在任何时候，人的私人生活领域和公共生活领域的区分实际上始终都是相对的，它们尽管确实具有各自明显的特点而相互区分，但同时也彼此渗透、相互缠绕，处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状况。［3］9从本性或者说人性来说，自由乃是人的本真状态，但同时又是难以真正达到的理想状态，于是，对自由及其条件的维护就成为人的存在的基础性主题。

而从人类具体的社会生活尤其是政治生活来看,法律对于政治的意义在于,它承担着政治权力的道德性、正当性与合理性的意义赋予和意义展现的责任,使政治权力获得并维持足够的合法性,而这在实行民主、法治和宪政制度的现代社会中是至为关键的。关键词：法律政治学|法律与政治的本质联结|公共诉求|命运共谋|政治合法性 对于现代社会、尤其是致力于建立和维护民主宪政制度的社会而言，法律与政治的关系始终都是一个不可能绕开或忽视的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

从另一方面来说，阿伦特曾经有过这样的分析：私人生活领域与公共生活领域的区分对应于家庭领域与政治领域的区分，而至少从古代城邦兴起以来，家庭领域和政治领域就一直是作为两个不同的、分离的领域而存在的。如果说在私人生活领域，人对人身安全、人身自由和财产安全的保障诉求可能是基于人的生物性或物质性存在的需求，那么，在公共生活领域，人对其人格的尊严与平等、政治自由和权利保障的诉求则可能就是基于人的精神性存在的需求。考虑到哈贝马斯和汉娜?阿伦特留给我们的有关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划分的思想，我倾向于在扩展了的意义上来理解人的公共生活领域，而在限制了的意义上来理解人的私人生活领域。也就是说，在原初的意义上，从逻辑和事实来看，在任何性质的人类社会之中，人的政治身份必定制约和决定其法律身份，而人的法律身份也肯定体现其政治身份，从而与其政治身份互为表里。

恰如卢梭所言：人性的首要法则，是要维护自身的生存，人性的首要关怀，是对于其自身所应有的关怀。公共领域的一部分由各种对话构成，在这些对话中，作为私人的人们来到一起，形成了公众。

在政治领域，合法性的核心乃是被统治者对统治者的以政治统治权力和社会管理权力为重点的公共权力的道德性与合理性的内心认可，从而自愿地服从于这种权力的支配。人的公共生活领域乃是在私人生活的空间之外所存在的、由人与人的恒常性的交往关系所构成的一个领域。

而人的私人生活领域则是作为社会活动主体的公民个人，在个人家庭生活、邻里关系和私人社交关系中以其私人利益为直接指向的活动领域，这一领域的私人性体现为封闭性、排他性与隐蔽性。这种情况，除了人性作为共同的基础，除了生存与生活的目的的共同诉求，其直接的现实的基础恰恰是基于单个人自我保存上的整个人类的共同保存的公共诉求。

所谓私人领域，基本上是由家庭、邻里关系和社交之类的非正式关系界定的领域［5］。法律的自主性意味着法律成为独立于道德、宗教和政治意识形态的专业化的知识体系，而法律共同体的自主性意味着司法独立。当它是被动时，它的成员就称它为国家。即使是仅仅因为传统的延续而并没有经过暴力方式获得的政治权力，在现代社会的背景下，尤其是在民主、法治和宪政的语境中，也依然还有一个尽管具体方式和途径有别，但内在主旨一致——即获得合法性———的政治权力的合法化过程。

这既是人的生活得以进行的基础和前提，也是社会存在的基础条件。正因为如此，宪法在本质上也可以被看做是一部政治法，是一个国家全部政治活动、尤其是政治权力具有合法性的关键性的表征符号，正是宪法为一个国家的全部政治权力及其实践运作提供了合法性。

仅就大气保护而言，1992年在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全球154个国家就共同签署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以下简称为《公约》)，为进一步控制和减少温室气体排放而明确了各个国家的相应责任。这个互动博弈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一个政治角力、政治妥协与政治让步的过程，只有在政治上达成一致，真正的法律上的一致才有可能达成，否则就将一事无成。

立法机构对这些诉求以正式的法律法规形式进行明确的宣示和确认，作为政治的执行层次的行政在行政权力范围之内，对这些得到法律确认和宣示的人的生活诉求加以执行和实施。在这个意义上，生活就成为了人对自身的存在及其环境与条件等因素予以认识、判断、追求的基准与标杆。